20多年前，我还在某个地方当教员，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位领导者的办公室看到了一堆“内部发行”的书籍，有《东条英机传》、《格瓦拉传》、《苏南冲突经历》、《基辛格——超级德国佬的冒险经历》、尼克松的《六次危机》、戴高乐的《希望回忆录》、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等等以及在这一堆书中格外引人注意的这套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那真是一段在极度兴奋中彻夜不眠赶读这些书籍的日子，因为我答应了只借看几天，而且外表上还要装出无所谓、可看可不看的样子（这些书其实是不允许“外人”看的，而我确属一个“外人”）。当我抱着这些书走过马路时，竟不由自主地祈祷着别让车撞上我，就是撞，也待我看完这些书再说。现在，已很难再有对书的这份情感了。
这些书，都在一个独特的笔记本上留下了当时的读书笔记，使我今天一拿起这个笔记本，就马上想起那段日子，而且似乎能听到自己在昏暗的灯光下读这些书时心跳的声音。
在这些书中，能使我暂时从血腥的战争与险恶的政治较量中抽身而出的，就是爱伦堡的这本书，它不但让我通过一位著名作家（而不是政治家）的眼睛去观看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而且在生活的日常性中体味到另一种远远超出政治之外的真实。
作者几乎接触过这个世纪中的所有名人，而且又是那么恰当地记录下了他们的举止言行，这里用了“恰当”二字，是想说明作者非常知道什么东两值得记录、什么东西不值得记录。读爱伦堡的这本回忆录，等于在接受作者的眼光训练，让我们通过他的眼光去看那些真正值得看到的东西。人的视域是一意义网络，如果我们不把一件事或一句话纳入到某种联系之中，我们也就不会意识到这件事或这句话是凭什么值得我们去注意的。这本回忆录的第三部中描述了这样一件事：“起初，法西斯分子打算认真地证明，他们的领袖正在引导意大利走向繁荣、社会主义并摆脱国际资本。后来他们渐渐地不大说话，而是使用口头语：‘领袖是不会错的’，再后来只是简单地喊：‘领袖万岁！’1934年，我在米兰看见一个庞大的游廊上贴满了海报，但所有的海报上只有一个词：‘领袖’。”（原书第116页，新版书第83页）让一个不储备有“意义网络”的人1934年到米兰，他不会注意到这两个字，就是注意到了也不明白它意味着什么。但通过爱伦堡的这段话，我们几乎不需要任何解释就明白了一切，明白了从“认真地证明”到只写一个字（或只喊一句口号）之间所能意味的一切。下来，作者发了一点议论，说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够抵抗极简单的宣传方法（各种标志、千篇一律的祝贺、简练的口号、制服等），而与一种机械式的愚蠢相匹配的，也正是那种机械而又简单、不断重复着但又虚张声势的宣传。作者说，巴甫洛夫的一位学生切霍京教授曾用狗进行过这种试验，发现就连狗在这种不断重复着的简单刺激下也会毫无反应，“或者不如说反应微弱”。
当然可以把这部140万字的回忆录当作苏联现代史和欧洲文化史来读，但需要大大扩展“史”的视域，使其不同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汇集史料或编年纪事的“史”。回忆当然离不了叙事，但所叙之事之间并不连贯，而且只是偶而才与我们只能信其为真的某种总体性的观察相符合，这种观察给予我们的是环境、气氛、性格、情绪上的连贯，比如作者引述了那么多名人在私下里对他说的“私房话”，这些话可以说毫无史料价值，但又给人以巨大的历史感，把你一下子就拖入到岁月的日常性之中，也正是这种岁月的日常性，才衬托出作者的“史”的视域之开阔。
我们都知道小事构成生活的总体，但却很少有人想到只有当我们从总体出发去看小事时，小事才会被认为值得我们去注意。
爱伦堡在这本大书中记述的都是发生在他身边的小事。蓝英年先生在“中译本序”中不无遗憾地认为迫于某种形势，作者不可能把许多极有价值的“小事”记下来存档，如布哈林关于基洛夫遇害所说的一些话，再有许多晦涩的记叙，也需要读者自己去揣测。但我倒觉得对此不必太过遗憾；正如蓝英年自己所说，“爱伦堡写出了三十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在这种总体性的心态的真实性面前，史料有时甚至会变得可有可无；布哈林没有告诉爱伦堡基洛夫遇害的真相，但他说了“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这己足够。哪怕我们始终也不知道基洛夫遇害的真相，我们也认同这一更具普遍性的真相。
在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所著的《斯大林》（中译本已由新华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根据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而重新曝光的史料价值远在爱伦堡的这本书之上，而且都是些“外人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史科”，但也正因为无法知道、无法确定，质疑、探索才具有了在“搜寻证据”之外的意义。搜寻证据永远是需要的，但对我们来说，已不再需要更多的证据，我们就已经可以在总体上观察（最主要的还是自我省察）到另一更具普遍性的真实。它涉及到更深层次上对人性、对人的命运、对生活的意义的探求，它逼着我们对客观性作出另一种观察（描述、理解、阐释），以对抗弥漫在我们四周的日渐浓重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的气氛。在这一意义上，我真希望所有的人都能读一读爱伦堡这本书的最后一段话：“我憎恶漠不关心、窗上的帷幔、使人隔绝的残忍和残酷。当我写到已不在人世的朋友时，我有时曾放下工作，走到窗前，像出席集会的人们那样站着，想向已故者致敬。我既未看树叶，也未看雪堆，我看见了一张我觉得是和悦可亲的脸。本书的篇页都是在爱的主使下写出来的。我爱生活，对于已往的生活与经历，我既不后悔也不惋惜，我感到难过的只是我有许多事没有做完，有许多东西没有写完，我没有受完苦，也没有付出更多的爱。但是大自然的规律就是这样……”。
20多年前，我曾把它抄录在我那本笔记本的扉页上，那么现在呢？
（《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上、中、下），爱伦堡著，冯南江等译，海南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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